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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啦
第二節民間偵探業發展的簡要回顧
2017-08-01 10:52 | 來源:未知 | 作者:admin

   中國民間(私人)偵探業的發展有三個較明顯的時期。第一個時期也就是民間(私人)偵探業的產生期———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后,隨著國家宏觀政策管理的放松,整個社會人心思變;另一方面,經濟的增長,對外貿易交往的擴大,也給了一些先知先覺者以靈感。

 
  
 
  一、產生期(1992年~1994年)
 
  
 
  最早的是上海,1992年年底,以上海端木宏峪為首的幾名資深刑偵專家成立了建國以來大陸第一家民間偵探(調查)機構———上海社會安全咨詢調查事務所,主要承接民事案件調查取證、企業與公民個人安全咨詢一類的業務。消息傳開,很快在社會上引起了反響。國內多家媒體都對這一具有開創性的新生事物進行報道。
 
  隨后沈陽的孟廣剛(原沈陽市某派出所所長)、成都的魏武軍(在軍隊中從事過偵察工作)在1993年又相繼成立了沈陽克頓調查事務所與成都協力民事調查事務所。按照這兩位可算中國民間偵探業最早一批“吃螃蟹”者的說法,他們都是先從事過公安、部隊偵察工作,然后又由于各種原因對社會接觸較多,深切地感受到,隨著我國整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社會轉型的深入,社會多元化趨勢有所加強,人與人的關系、企業與企業關系較之原來計劃經濟時代更為復雜,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一部分人由于企業競爭、解決人際糾紛的現實需要,對專業調查與安全的服務要求越來越強,而這樣一種更具商業契約性與個性化的安全與調查服務恰恰是傳統公共執法機關所難以滿足的。于是,孟廣剛與魏武軍也正是看準了這一急劇擴大的需求趨勢,分別開辦了自己的調查事務所。不過在當時,孟廣剛與魏武軍的營業(受案)范圍還是比較有限的———主要以訴訟證據的調查與收集、查找惡意轉移隱匿的可執行財產、一般性的資信調查、打假、婚外戀調查為主;與此相應,他們事務所的正式成員一般也不多,況且,在當時的情況下,此類事務所要招到合適的人員也不容易。魏武軍1993年在成都登過一個招聘廣告,一下子來了幾百人,其中不少是退休的公安干警與軍隊退役人員。但是后來經試用,絕大多數都不太適合實際工作。這里邊一則是多數人確實缺乏專業調查的能力與經驗,二則要在沒有政府機關支持的情況下,靠個人能力獲得信息、收集到有關證據,這對調查員的綜合素質確實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也正是因為這一行業當時確實顯得過于新潮,社會觀念、人們的意識乃至此行業自身的專業能力都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雖然后來陸續還有一些人試圖成立此類機構,但大多沒有成功。在政策方面,1993年年底,國家公安部鑒于當時未經注冊的“偵探”們出現得過多、過猛,兼之這種機構與調查行為確實很難管理調控,容易導致一系列負作用,專門發出“禁止開設‘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的通知,通知具體內容包括: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開辦各種形式的民事事務調查所、安全事務調查所等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明令禁止的“業務”包括:受理民事、經濟糾紛、追討債務以及安全防范技術咨詢、涉及個人隱私的調查等。公安部的通知一下,工商部門隨即也對各地的此類機構進行了取締。大部分注冊業務面過寬,經營方式出格或無正當手續的此類機構都被取締,作為國內第一家偵探機構的上海社會安全咨詢調查事務所也由于種種原因停止了營業。沈陽的克頓調查事務所與成都協力調查事務所雖然沒受到這次整肅的太大影響,但各方面行動也開始轉為低調。整個民間偵探業一時陷入了相對沉寂的時期。
 
  
 
  二、沉寂期(1994年~1998年)
 
  
 
  民間的偵探機構雖然被限制了,但是此類業務卻沒有停止開展,對偵探類業務感興趣的公司與個人越來越多。在廣東珠江三角洲與上海長江三角洲一帶,經濟的高速發展,涉及到經濟糾紛的法律類事務越來越多,由于在這些案件里,一方當事人隱匿毀滅證據、轉移可執行資產已經成了一個普遍現象,一些律師事務所為了打贏官司并幫助自己的當事人真正獲得賠償,開始有意識地在事務所內設置調查部一類的機構,專門為本所或有關委托方進行專業的取證調查服務與可執行財產的查找服務。在這類部門中,由于其高度的專業性與工作本身的危險性,律師能夠參與和愿意參與這類調查的并不多。
 
  打假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也是一個方興未艾的新興業務領域。由于制售假者手法與能力不斷增強,以及黑社會勢力攙雜其中,打假開始變得越來越困難與危險。單靠一般工商部門的調查能力與手段,已很難對制售假行為進行足夠的遏制,公安機關由于其他經濟類案件的大幅上升,真正能傾注在打假上的力量與精力也很有限。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國外跨國企業的在華代表處與一些國內知名企業紛紛求助于專業打假公司,而這些打假公司的開辦者與骨干恰好大多也就是當年偵探公司的從業者。
 
  此外,國外大型的偵探機構也開始進入中國,如世界上最大的民間偵探機構之一平克頓公司(它的業務范圍很寬,但目前在中國只是為跨國集團提供打假方面的知識產權調查服務)、克羅爾聯合(KROLLASSOCIATION)①以及英國最有行業影響的知識產權調查公司羅思國際等相繼進入中國,并逐步擴大了它們的業務影響。
 
  企業自身也是這類偵探類工作的積極推動與參與者。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國內買方市場已基本形成,企業間的競爭日趨白熱化,加之市場秩序本身的不健全,不正當競爭行為屢屢發生。企業用工流動性的增加,也帶來了員工違法違紀事件的增加,收受回扣、出賣公司機密情報、侵占挪用公司財物的事層出不窮。而通常在事態發展還不是不可收拾且容易給公司形象帶來不利影響的情況下,企業是不大愿意司法機關介入的。于是,各大型企業集團紛紛組建法務部,招募具有調查與情報收集能力的專業人員,對內對外開展各種反不正當競爭、防范與查處內部違法違紀案件的工作。以某大型保健品集團為例,其法控中心就包括綜合處、法務處、監察處、保衛處、反不正當競爭處、督辦處與特勤處等眾多部門處室,對企業內部違法違紀案件防范與查處、市場紀律監察、知識產權保護、合同管理、涉訴案件處理、工商稅收事務、防范與查處商業間諜以及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專門地操作,負責此類工作的很多人都是退役的司法機關干部、軍官及有過偵探工作經驗的人士。
 
  
 
  三、發展期(1998年至今)
 
  
 
  時光流轉,到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整個社會與國際慣例的接近,民間偵探業又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一方面是企業與公民個人對此類專業調查服務的需求已越來越強烈;司法體制的改革,使得整個審判過程越來越具有權威性與公開性,這也就使得證據的收集與訴訟標的執行越來越被當事人看重;由此對一種能真正提供各方面專業調查服務的民間機構存在的必要性,社會也開始逐步認同。另一方面,隨著觀念與社會的變遷,大批原司法機關、軍方辭職、轉業及下崗分流的有關人員紛紛進入這一行業,使得此行業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有了很大提高,其法制意識與服務意識亦均有加強。這一切也都促使社會包括政府職能部門的有關人士對此行業有了不同的認識———有一種觀點就認為,社會對這一行業的需求是實實在在擺在那里的,加入WTO以后更會如此,與其讓這些人現在這樣不公開地從事這類服務(這樣要難管理得多———特別是對那些企業內部設立或掛靠的相關機構而言),還不如在加強管理與調控的情況下適當予以放開,先看看正負面效應再說。
 
  隨著社會環境、觀念的變化以及官方的默許,民間偵探業在1998年以后的這幾年里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首先是知識產權保護、打假服務具有較強官方背景的北京中聯知識產權調查中心,走過了幾年較沉寂的時期,其營業額與業內影響急劇提升。按其自己的說法,該公司系中國大陸第一家知識產權領域內的專業調查機構,現為國際商會反假冒情報局中國區惟一會員。其總部設在北京,并在廣州、上海、杭州、沈陽、廈門設有辦事處,在國內其他重要城市亦設有聯絡點或協助機構,現有調查及管理人員100余名。并且被認為是中國目前最專業、反應最靈敏的知識產權侵權調查及打假的民間機構之一。
 
  同樣能提供綜合性商務安全服務,但更側重于反保險欺詐、資信調查服務能力的斯締爾商務調查中心,也逐步從其母體———著名的隆安律師事務所調查部中脫離出來,正式成立了公司。目前在中國全境(包括臺灣、香港和澳門兩個行政特區)及境外斯締爾都能提供以防止商務欺詐調查、訴訟前后證據調查、資信調查等為主的專業服務,而且斯締爾也是中國“315”行動的指定調查機構之一。斯締爾商務調查中心比較重視與海外同行的交流與協作,先后與國外ABI英國調查員協會、CFE國際公認檢察官反欺詐協會、CII國際調查員協會、NAIS美國調查專家協會等協會組織建立了一定的協作關系。在進行涉外調查時,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成員單位的協作。
 
  中偵網是成立時間不很長,但背景讓人頗費揣摩的一家調查機構,按其自身的說法,它是一個為促進與中國律師大聯盟、與國際律師大合作的專業法律服務聯盟,其業務范圍包括證據調查、打假調查、商業情報調查、反腐調查、行蹤調查、信用調查、婚姻不忠調查、中偵鏢局(個人保安服務)、司法鑒定等。其在國內外眾多城市都設立了辦事聯絡機構。
 
  此外,傳統的外資的機構也進一步在國內擴大它們的影響,目前平克頓已在中國多個城市設立了辦事處,而且與國內幾家知名的民間調查公司也建立了一定的協作關系,據稱還曾有過收購某幾家已有一定知名度的國內調查公司的意向。羅思國際已經在北京、上海、廣州建立了三個代表機構,并有進一步加大在中國市場上參與力度的計劃。克羅爾聯合也分別在北京、上海設立了辦事處。
 
  (一) 上海
 
  做為中國20世紀90年代最具活力的經濟城市,上海的民間偵探(調查)公司繼最早的社會安全咨詢調查事務所成立與停業后不久,又陸續地出現了好幾家。其中,上海白玉蘭商務咨詢調查有限公司就是上海地區較早獲準進行商業安全調查、資信調查和公司競爭等業務的商務調查機構。嘉意商務咨詢有限公司是另一家業務范圍以企業資信調查、知識產權侵權調查、民事訴訟調查為主的專業化公司。
 
  (二) 廣東
 
  由于當地經濟發展程度較高,且在改革開放中也一直具有敢闖敢冒的精神傳統,在這方面自然也是不甘人后。在這幾年里,一時間呼啦啦冒出來十多家商務及民事調查機構,成立較早、正式注冊且已有一些成功案例的有:廣州的恒旭(ZIC)商務咨詢公司、大野商務咨詢公司、精銳商務咨詢公司、獵證商務咨詢公司等。其中,恒旭(ZIC)公司在廣州算成立較早的一家調查類專業公司,在四年多時間里,其客戶包括美國HP、荷蘭HEINEKENBEER、美國GE、美國DOWCORNING、新西蘭ANLENE、香港ASM及中國TCL等近百個國際國內知名品牌,在南中國地區的業內同行中享有較高的聲望。精銳商務咨詢公司也是廣州比較早的一家調查機構,寶潔在中國最早的打假業務基本為其一家所包攬,其實力可見一斑。獵證商務咨詢公司最早是由香港人在大陸創辦的,前幾年在業內很有影響,近期已被一家外資機構收購,其行事亦比原來低調了許多。
 
  深圳獵狐商務調查公司是南方第一家正式以商務調查為名注冊的偵探類機構。它是由西南政法大學的幾名資深刑偵專家牽頭成立的一家調查機構,其調查員亦主要來自于這所在國內政法教育系統頗享盛名的專業政法院校。后來雖因為某些原因,獵狐內部出現了一些問題,但其專業能力、調查骨干的主體仍被深圳亨特爾商務調查公司繼承和發展下來。
 
  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作為國內此行業先驅的沈陽克頓調查事務所與成都協力民事調查事務所自然也不甘人后,克頓與協力的負責人孟廣剛、魏武軍分別來到了北京與上海,據說其業務重點亦將從其本地向沿海轉移。此外,兩人頻頻在電視與報刊媒體中露面,以致分別被媒體稱之為“中國私人偵探第一人”與“二奶殺手”。
 
  (三) 其他地方
 
  較正式獲得了工商注冊的也不少,時間稍長的像哈爾濱的迪克、蘭州的求實、青島的環宇、武漢的磊派、西安暢達、重慶邦德等。此外,南京、長沙、杭州、福州、南寧、溫州也陸續成立了類似的機構。其中重慶的邦德、貴陽的波洛與杭州萬馬律師事務所下轄的社會公眾調查中心更是敢為天下先,2002年12月、2003年12月分別作為發起人籌辦了國內民間調查業的第一次與第二次峰會。
 
  總的說來,整個民間偵探業再次出現了百舸爭流的大好勢頭。在這樣一種趨勢下,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在政府與法律界對民間偵探業觀點不一、地位未定的情況下,中國民間偵探業卻不但頑強地存活了下來,甚而出現了燎原之勢呢?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三點———中國民間偵探業產生的原因與基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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